篇一：香港文学史南来作家的创作
第三章第二节张爱玲、徐訏等南来作家的小说创作
（本节思考重点：“离散”写作是带着自己的文学种子在迁徙中生存、发展，从中往往能更深切展示作家的文学追求，而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丰富自己的创作传统，是“离散”写作的重要课题。从战后香港社会背景上理解张爱玲、徐訏等已在大陆成名的作家如何在香港延续其艺术生命，甚至成就了新的创作高峰。）
南来作家的小说创作，开启了在香港的“离散”写作，而首先值得关注的有张爱玲。 张爱玲是在1952年，出于文学创作和生计的原因离开上海来到香港的，正如她说过的，作家“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1张爱玲离开上海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件“艰难的事”，她不仅要应对国际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对峙造成的压力，也面临不能再复制“传奇”世界的艺术困境。但带着“种子”的播传，“另生出一棵树”，也开始了张爱玲的“离散”写作。
张爱玲第二次来到香港，更有飘泊无定、寂寞无依的感觉。惊魂未定中需要自立谋生，张爱玲在香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新闻处从事翻译，她翻译的海明威《老人与海》、华盛顿·欧文《睡谷故事》以及《爱默森选集》，除海明威以外，均不对她口味，这些译著也无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所以，张爱玲从事翻译只是为了谋生，而她的翻译颇有成效，海明威的小说经她翻译在香港“立时成了经典’，她英文之好也大受赞赏。通过翻译，张爱玲与同样来自上海，后来成为《红楼梦》研究名家的宋淇相识，成为挚友。1953年，张爱玲根据自己1952年初在上海郊区农村参加土改的一段经历，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秧歌》，宋淇是她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讨论的主要参与者。《秧歌》先写成了英文，之后又写成了中文。
1954年秋，张爱玲将刚出版不久的《秧歌》寄给在美国的胡适，胡适仔细阅后回信说：“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2对张爱玲此时期创作有所批评的刘再复也称赞“张爱玲把‘饥饿’写得真好”3。“饥饿”是《秧歌》的题旨，这是一个十足的文学题旨。批评《秧歌》的人是因为它讲述的“饥饿”不仅发生在国民党时代，也延续到了“解放后”；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它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那些政策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备受伤害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刚建立，中国人民正欢呼胜利，文学创作也正是一派歌舞升平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41953年9月11日至16日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时年61岁的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发生争论，事由就是梁漱溟下乡调查发现，因为国家“发展重工业，打美帝”，“农民生活太苦”，这一史实已为人们所知。就此而言，《秧歌》所写农民在分到土地后仍难免陷于“饥饿”乃新中国建立后的实情。但《秧歌》写“饥饿”并非为了批评当时实行“发展重工业，打美帝”的“大仁政”，而不顾及“照顾农民”的“小仁政”。《秧歌》多次描述到了农民土改中分到田地的喜悦，小说描述金根、月香在“蜡烛小小的光圈里”，头凑在一起“非常快乐”地看着自家分到的地契，“那幸福的未来，一代一代，像无穷尽的稻田，在阳光中伸展开去”，他们由此有了“无限的耐心”；也讲述了过去兵匪一家，“地下埋着四两小米，他都有本事知道”的饥饿岁月，讲述了抗战时期，“汪精卫的和平军”野蛮抢掠农家的暴行，所以“饥饿”并非“反共反华”之言，而是对农民命运的一种关注。小说写到金根一家年前磨米粉做年糕，“古老的石磨‘咕呀，咕呀’响着，缓慢重拙地??那是地球在它的轴心上1
2张爱玲《流言·写什么》，五州书报社1944年版（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132页。 张爱玲《忆胡适之》，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304页。
3刘再复《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张爱玲研讨会的发言稿》，刘绍钧、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页47。
4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230页。
转动的声音??悠长的岁月的推移”，金根滚揉米粉团时，“唇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全神贯注地在那上面，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着神秘意味的——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雕刻。”金根一家磨的年糕并非自家食用，即便他们不能享用，但在金根一家心目中，那吃食的诞生就如开天辟地、岁月永恒一样神奇至圣。由此中国农民对饥饿的承受，也成为中国历史最深远的苦难所在。所以，《秧歌》对饥饿的描绘包含了人性之关怀，至于由此涉及到的政治时局，张爱玲至多是就事论事的批评。例如关于“抗美援朝”，其历史真相现在已开始为人们所知，而在当时，张爱玲在《秧歌》中也只是“就事论事”地述及了这一新中国初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既讲到了“要不是亏了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挡住了他们，美帝早就打到了我们这里来了”，也述及了“缴鞋”“捐款支前”在村民心里引起的矛盾。张爱玲在《秧歌》初版后不久就抱怨香港的批评界对《秧歌》的批评只“由反共方面着眼，
5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么注意”。时至今日，我们对《秧歌》〉的关注实在应该是那个“饥饿”
的故事。
《秧歌》“饥饿”题旨中包含的人性关怀是张爱玲1940年代创作的延续。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的出版，是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再现于文坛。“增订本”卷首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言明“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的个人性立场；作为“跋”的《中国的日夜》，张爱玲称之为《传奇》的“背景”和“余韵”，记述了1945年秋冬之交，自己去菜场买菜途中所闻所见，琐细而纷杂的日常场景让心灵受到的震撼：那些普通的、贫贱的，乃至平庸的生活趣味，“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她由此表达对“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中国的喜欢和希望。序、跋表明的不谙政治的私人性和日常生活的中国性，是张爱玲对自己上海沦陷时期创作的回望，更伴随在她日后包括《秧歌》的创作中。张爱玲战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她“在一九四六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6的《异乡记》，以来自上海的“沈太太”的“异乡人”目光写浙东乡镇，其中描绘的浙东乡村和对那片陌生的乡土所抱有的情感，与她后来在香港所写长篇小说《秧歌》几乎完全一样。例如，《异乡记》描绘村人家磨米粉，“‘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而揉做年糕的动作如“女娲炼石”，与前述《秧歌》写到金根一家年前磨米粉做年糕情景中的意象，乃至词语都完全一样。《异乡记》中，张爱玲称乡村炊烟升起“真个销魂”，乡村炊烟所意味的日常性，在张爱玲语言才华中的表现，称得上其“中国性”的核心。张爱玲在《异乡记》中是在描绘她心目中的“乡土中国”，她创作难以割舍的“中国性”。这种“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7的内心所动未必不是她创作《秧歌》的初衷。
跟其他作家关注农民命运不同，张爱玲在农民与土地中写“饥饿”更是凸现夫妇之爱、兄妹之情的人之根性，饥饿不仅引发了人类“最低卑最野蛮的本能”，也加深了人类最素朴最原始的情感。《秧歌》给人印象深刻的正是金根、金花的兄妹之情，金根、月香的夫妇之爱。小说开始于金根送金花出嫁周庄，在他的记忆中，最温馨的是小时清明时分，城里人下乡上坟，他躲在树木后守候，收集到的米粉团子足够兄妹俩吃的，还有母亲把留做种子的一点豆子煮了给他们兄妹俩吃??所以金花回来，他要求月香把饭“煮得硬一点，我要那米一颗颗的数得出来”，当月香仍煮了一锅薄得发青的稀粥时，他会愤怒得什么都咽不下。而当金花迫于压力无法解救负伤的哥哥时，“她突然记起了他一向待她那么好。她又回想到这些年来他们相依为命的情形，不由得一阵心酸，两行眼泪不断涌了出来。她觉得这茫茫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就像最初他们做了孤儿那时候。”手足之情，正是《秧歌》竭力描绘的“饥饿”状态。金根、月香间的夫妇之爱，在小说中更处处有动人的表现：“想着她，就像5刘再复《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张爱玲研讨会的发言稿》，刘绍钧、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页47。
6、宋以朗《关于<异乡记>》，张爱玲《异乡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2页。
7、张爱玲《中国的日夜》，张爱玲《传奇（增订本）》，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7年。
心里有一个飘忽的小小的火焰，仿佛在大风里两只手护着一个小火焰，怕它吹灭了，而那火舌乱溜乱窜，却把手掌心烫得很痛”；“她哭得天昏地暗，仿佛她被泥土堵住了嘴，活埋在一座山底下了，因为金根不了解她。”所有喜和悲，都包含含蓄而深切、素朴而放恣的夫妇之爱，都在白描的细节点染中得到真切的描写，而贫贱夫妻、饥饿岁月使这种描写更有了感人之处：月香在上海帮佣人家昏暗的厨房里，给进城谋生的金根炒点冷饭吃；月香从上海带回了杏仁酥，在丈夫、女儿心中引起的复杂情感，如蜡烛点完剩下的烛泪，“像一朵小红梅花，花心里出来一个细长的火苗，升得很高，在空中荡漾着”；月香和金根做完慰问军属的年糕，用剩余的棉花胭脂给母女俩抹上红艳异常的一脸胭脂，像是新年的景象??所有这一切在饥饿中更真切的夫妇之爱，是《秧歌》中写得最感人的内容，张爱玲的想象力再次迸发得令人心动。金根在借粮风波中负重伤，月香背着他在严寒中出逃，用自己的棉衣为他御寒，金根在不愿拖累妻子而自杀前留下了棉衣??这对贫贱夫妻显示了天地人世的纯真之情，《秧歌》在20世纪中叶中国农民夫妇的命运中融进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经典描绘过的清纯之情，这是张爱玲的创作个性的延续。
1956年，张爱玲与后来成为其丈夫的美国人赖雅相识并熟悉后，曾将《秧歌》给赖雅看，“赖雅读后觉得文笔优美”，“彼此已觉得很投趣”8，而大家知道，赖雅是个“忠信的马克思主义者”9，他从《秧歌》中读出的是张爱玲艺术上新的追求。张爱玲对自己“传奇”时期繁丽炫目的文风早有不满，她曾说，“她自己最喜欢的倒是《年青的时候》”10，这篇描写青年潘汝良对一位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相思相恋的小说，是张爱玲1940年代小说中写得最朴素的一篇，一切文学技巧都退到了幕后。张爱玲1950年代创作，延续了这种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变的趋势。《秧歌》与《传奇》相比，由意象繁密等技巧形成的华美消失了，确有胡适所称赞的“‘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11。在平淡自然中，《秧歌》对人性的理解也显得简洁有力，农民世界在激烈的历史变动中仍保持着其简朴，金根夫妇、金根兄妹单纯关系中呈现的生活苍凉感比张爱玲上海时期小说繁复人性纠结中的苍凉感觉更浓郁。值得指出的是，在《秧歌》的中文版本中，张爱玲还竭力删去了原先英文版中一些情绪略为激烈的场景的描写，甚至对一些可能会引起“政治性”理解的日常生活场景也尽量淡化，而这种淡化并非出自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艺术上的追求。张爱玲研究《红楼梦》版本演进有“由夸张趋平淡”的批语，她在《中国人的宗教》（1944）一文称赞“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她写《秧歌》时，更特别称赞《海上花列传》“写得淡”，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12。《秧歌》正是这种在“写得淡”的“写实”中把人性写好写真的体现。对于金根一家三口最终丧生的悲剧，《秧歌》的笔触始终是素淡朴实的，小说关注的也始终是人物感觉的真确、实在。而这种素朴的叙事，给读者的阅读又留有多种解读的空间。《秧歌》在张爱玲艺术追求的变化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秧歌》中引入的作家顾刚的视角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一人物反映出了张爱玲在香港政治环境中徘徊的选择。张爱玲写《秧歌》《赤地之恋》决非以往流传的系美国驻港新闻处
13指使所为，而是“她自己要写”，但也不可能不受到外在环境的政治压力。1940年代后期，
张爱玲也显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种不满甚至已包含有与新社会的某种共鸣、契合。但在张爱玲出走香港前，张爱玲的作家立场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现实已发生了不合，抵达香港后8
9司马新著，徐新、司马新译《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77。 司马新著，徐新、司马新译《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71
10《〈传奇〉集评茶会记》，《杂志》（上海）1949年第9期
11胡适《题〈秧歌〉》(1955年1月25日），张爱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年版。
12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散文全编》，页307
13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访问麦卡锡先生》，《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台北一方，2003年版，243页。
又感到了香港政治环境的压力。《秧歌》引入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顾刚，是她厌恶政治的情感的流露。顾刚的视野始终牵制于月香的身影。月香在金根的眼中，常“使他想起一个破败的小庙里供着一个不知名的娘娘”；而顾刚初见月香，也“觉得她像是在梦中出现，像那些故事里说的，一个荒山野庙里的美丽的神像”。这种感觉的相通，意味深长地暗示出顾刚原先的审美感受并不隔绝于乡村民间。顾刚是很懂得“局部”与“整体”、“个别”与“典型”等社会理论的，他很自负的幽默感也常在他心里抵御某些政治教条的入侵。但最后月香在顾刚完成的剧本中却成了炸水坝的地主之妾，她的存在，似乎只是给地主的秘密活动“造成一种魅艳的气氛”。革命写实最终堕落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政治意识形态也最终扭曲了顾刚的审美感受。而张爱玲是深知《秧歌》题材的政治性的，当她涉足于政治小说时，她可能也用顾刚的“沉沦”自嘲自警。
《秧歌》是张爱玲作品中版本最多的创作之一（包括剧本《秧歌》），作为一部艺术佳作，它至今留有相当大的解读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有可能更多地从张爱玲小说艺术流变的层面上去思考《秧歌》提供了什么。
同年出版的《赤地之恋》在政治上会引起更大的争议。《赤地之恋》是先完成中文，后再由张爱玲自己译成英文，而《秧歌》是先写成英文，再完成中文，《赤地之恋》创作时间明显晚于《秧歌》。《赤地之恋》以知识分子刘荃的眼光讲述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表明张爱玲在世界冷战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介入“政治”的程度在加深，而这本来是张爱玲创作的薄弱之处：在描写“人性的弱点”和“意识形态的狂纵”上，张爱玲深精于前者而短拙于后者。《秧歌》在描写政治意识形态上明显存在败笔，这种败笔不在于其政治观点、政治评判的“对错”。而是它有可能沉沦为政治宣传。《赤地之恋》描述的土改，“三反”、抗美援朝也许已经或将会被证实具有“历史的真实”，当今中国大陆作家相似题材的创作都已远甚于《秧歌》。但其描述有时显得粗疏，又拘囿于具体事件，因而有着“沉沦”的危险。而只有回到人性的刻画上来，《赤地之恋》才没有丧失其文学价值。
跟《倾城之恋》相比，《赤地之恋》的“恋”情世界显得复杂而又浮泛。男女主人公刘荃、黄绢的恋情给人印象并不很深刻，反而是二妞、戈珊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在刘荃的情感世界中留下的烙印难以磨灭。二妞是刘荃下乡土改的房东家女儿，其素朴的乡野之气清新可人。刘荃初见她时，“她整个的像一个古艳的黄杨木雕像”，而她扳树枝满溢出来的劲儿让刘荃完全“看呆了”。二妞在自家大水缸影沉沉的水里映脸的意象有着张爱玲小说特有的苍凉渺茫的意味，她和刘荃之间的情感更有凄清的无望。二妞一家在土改的扩大化中受冤家破人亡，二妞以生之本能承受的重压让刘荃感受到了一切理论的空洞。这一女性形象比《小艾》中的小艾简洁传神，至此，张爱玲成功塑造了月香、二妞等乡村女性形象，显示出张爱玲想象力之丰富。戈珊是另类的革命女性形象，其“北地胭脂”的情味，自我毁灭性的欢愉，放荡中见异思迁的个性，似乎都反而激起了刘荃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的冲动。而其在政治变动中的富有心机也对应着她日常生活中的狡猾。张爱玲在戈珊、玉宝等革命职业女性身上着力开掘的往往是她们的日常生活状态，而日常描写反而产生了丰富的隐喻意味。张爱玲在介入政治性题材时，女性视角仍是她创作自救的唯一力量。
《赤地之恋》的叙事虽然卷入了政治题材的尖锐性之中，但其出版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张爱玲也由此感到自己的创作在香港并无前途。1950年代的香港，一方面以自由主义的文化环境容纳着尖锐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张爱玲实际上并无这方面深刻的亲身体验；另一方面又利用战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雄心勃勃地展开了都市建设，超越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商业经济、消费文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而张爱玲一时也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在这种境遇中，张爱玲决定出走美国，她在香港的离散写作至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南来作家中，创作成就引人瞩目的还有徐訏（1908—1980）因为在香港有了《江湖行》
等“睥睨文坛”的“野心之作”，其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超越了四十年代的《风萧萧》时期。这种创作局面的开拓，首先在于他走出了政治漩涡，他1950年达到香港后，曾被短暂地挟裹进反共思潮，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积累，使他很快皈依自由主义，明确批评反共八股对文学的摧灭，并倡导要“作家看重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人格尊重有觉醒而不愿为任何力量做奴隶”的“新个性主义”，同时又强调“新个性主义必须在文艺绝对自由中提倡”14，这实际上是要构成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精神、三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传统跟香港环境的历史互动，从而逐步滋养成香港文学的丰富性、异质性。
此时期，徐訏完成、出版了《炉火》《彼岸》（1951）《痴心井》（1953）《盲恋》（1954）《江湖行》（共四部，分别于1956、1959、1960、1961年出版）《时与光》（1966）《悲惨的世纪》（1966）等和几十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虽然大多没有描述香港“在地”生活，但其作品的现代探寻却是与香港文化环境丝丝相扣的。他在香港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彼岸》从充斥欲望的尘世尘地寻求着“神性”彼岸，整部小说26章，前后倒置，前15章冥思的绵绵无尽构成在肃穆中日渐远逝的彼岸，那里人性净化，生命升华??后11章仍“寄生”于肉体的灵魂骚动构成了沉沦中的此岸。小说在“叙事”上被“撕裂”成前后迥异的两部分，表现出一种此岸欲摆脱而不能，彼岸欲求而不可得的痛苦人生。这种类似意识流的文体试验，熔故事、诗歌、散文于一炉，又贯穿着哲理的思考，创造了一种类似《尤利西斯》的“文体自由组合”的小说形式。长达60万字的《江湖行》被人称为“近20年来的杰作”15，小说以回溯的方式向“你”讲述了一个“我的生命在人生中跋涉的故事”，形成一种忏悔录的结构。在有着浓重的人生无常感的个人忏悔式叙事中，又有着一种“足以反映现代中国全貌的史诗”笔触，呈现了192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后期的斑杂社会人生。“我”（周也壮）逃离乡村，到闯荡上海滩，考取大学，崛起文坛，人生大起大落，后又返回江湖，最后退隐山林，从草莽到洋场，从沙龙又回民间，“我”始终处于动荡颠簸之中，而“我”的种种恋情，无论是孕于山野，还是成于都市，终局总是离散，也留下了无尽的伤痛。“我”最终从“无明”“我执”的贪嗔痴和情欲的无常中悔悟，峨嵋山上的寺庙成了他的最终栖身之地。
徐訏此时期的创作在更加个人化的实践中延续了他上海时期的探索，从而展开了上海与香港两座现代城市之间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深化了他创作的现代精神。他此时也开始描写香港现实，1951年的小说《劫贼》就以第一人称讲述“我”的旧友在香港沦落为劫贼的经历，后来的《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等小说也塑造了来港移民形象。但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其1940年代创作在传奇、缠绵的人生中寄寓哲理意味的模式，让小说即使在高度抽象化的“叙述”中也有情感魅力，既将灵魂安放在琐细实在的世俗人生中使其实有其所，又以艺术的力量将世俗人生提升为宗教境界。徐訏之所以能在孤悬无依的状态中完成了自身的文学定位，一个重要缘由是上海和香港这两座现代城市的相通。徐訏克服了初居香港的种种局限，坚持他从上海开始的文学理想，在香港都市自由主义的环境中深化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从而将因政治格局变动而在上海中断了的一些文学传统，包括对俗世人生的观照、对“终极关切”的追求、对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探寻等，延续到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中。
力匡以写诗著称，“被视为抱持放逐心态的南来怀乡诗人代表”16，然而，他在1950年代前半期以笔名“百木”出版了小说集《《长夜》（1954）、《阿弘的童年》（1955）、《圣城》（1956）、《诸神的复活》（1956）等，成为当时创作小说集最多的南来作家之一，其小说展开了香港叙事。而相对于力匡诗歌都为抒情诗不同，力匡小说的叙事形式较为多样。《故事》（1952）以“我”给“你”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的形式展开，这种“你”“我”14、徐訏《新个性主义文艺与大众文艺》，《现代中国文学过眼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274页。
15陈纪滢《徐訏先生的生平》，《中华文艺》（台北）20卷4期。
16、梁秉钧《力匡笔下的三个城市》，梁秉钧、郑政恒编《长夜以后的故事——力匡短篇小说选》，中华书局（香港）2013年，1页。
篇二：《台港文学》讲义1
中国现代文学史之
——台港澳文学
台港澳文学概述
? 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 台港澳文学是在新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 台港澳文学有着独特的价值
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一样，都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产生发展的，它们同宗、同祖、
同一文学血脉，有着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字，有着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有着萦绕于心
的爱国主义情绪，它们都是母体文学的一支，与母体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特殊的历史际遇，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使台港澳文学呈现出
不同于母体文学的独特风貌。如台湾文学的开放性、海洋性、现代性，港澳文学的多元性、
都市性、通俗性以及岭南文化为主要形态的港澳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所形成的独异性等。
知识点：
台湾文学 香港文学 澳门文学
思考题：
1、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有哪些共同性和一致性？
2、台港澳文学有何独特性？
知识延伸：
世界华人文学或海外华人文学
香港文学篇
香港文学概述
香港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产物。香港文学上承中国文学的
古今传统，旁采西洋文学和30年来的台湾文学。
一、香港文学的萌芽
直到1927年2月鲁迅访港，才点燃了香港的新文化之火。
1928年8月张稚庐主编的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学刊物《伴侣》创刊，标志着香港新文学
的起步。1929年，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来港，使香港新文学迎来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1946年，大陆数以百计的进步作家再度南下，与本土作家一起，创造了香港新文学的第
二次辉煌。
二、香港文学的发展
50年代香港文坛左右对峙，反共文学一度占上风。通俗文学崛起。
60年代，政治对立淡化，现实主义创作与现代主义创作相对峙，现代主义文学成为新景
观；新生代崛起，文坛充满希望。
70年代，政治分歧逐渐消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创作进一步提
高；多元化局面开始出现。
80年代，香港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但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
90年代，尤其回归后，创作丰富多彩，发展势头良好。
三、香港文学的特点
? 鲜明的都市文学特点与乡土性
? 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对立发展
? 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共同繁荣文坛
? 现实主义创作与现代主义创作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香港的小说创作
香港小说创作的发展流变
? 1949年之前的小说创作
49年之前的香港小说是尚未成林的幼芽，真正的创作成就在49年以后。
? 1949年之后的小说创作
50年代的“绿背”小说与左派小说：
------政治实用主义的产物
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林适存《红朝魔影》、《无字天书》， 赵滋蕃《半下流社会》；
严庆澍《人渣》、《金陵春梦》《草山残梦》、《蒋后主秘录》，宋乔《侍卫官杂记》；
5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
舒巷城（1921-1999）是最突出的代表。他的小说有着浓郁的乡土性，真实展现了香
港社会底层百姓的真实人生。代表作《鲤鱼门的雾》《太阳下山了》等。在诗歌、散
文领域也有很大贡献。
另一代表作家为侣伦，代表作《穷巷》。
6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
1956年《文艺新潮》创刊，现代主义倾向明显，造成现代主义冲击波。《酒徒》发表之后，
香港现代主义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大量作家和大批作品，影响一直延续到70、80年代。
代表作家有刘以鬯、昆南、西西等。
香港的现代主义有自己的特色：
? 对西方的存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有所批判和修正；大体上是积极的、有进
步意义的；
? 是与香港现实相结合的；
? 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 不足在于有的作品单纯玩弄技巧，晦涩难懂；有的对现实主义采取抹杀态度，致使
创作陷入困境和误区。
70年代小说大多直接切入香港社会，描写香港人的生存状态、感情和心态，表现城市的律
动与今昔、城乡对立与城市文明的冲突；表现方法上多元并存。代表作如刘以鬯《寺内》，
西西《我城》，以及陶然、东瑞、白洛等的作品。通俗文学方面，不同于50、60年代的武侠
领军、全面发展，70年代通俗小说中言情小说迅猛发展。
80年代小说在保持向前发展的同时，回归题材创作引人瞩目，如刘以鬯的《一九九七》、叶
娓娜的《长廊》、陶然的《天平》、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白洛的《福地》、陈浩泉的《香
港九七》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回归前的香港事态人心，揭示出香港必然回归的主题。
80年代以后，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实力日渐显露，如钟晓阳、黄碧云、董启章等人；他
们的作品题材多样，手法新颖，显示了香港文坛的勃勃生机。
香港作家刘以鬯
“香港文坛教父”、“香港文学泰斗”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字昌年。1918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他一直致力于严肃
文学的创作，著有长中短篇小说集及文学评论集等。此外，还有几本翻译小说及大量的其他
文字，目前共写作了六七千万字。上世纪60年代，同时撰写13个专栏，日产量可达1．3
万字。他曾写了大量流行小说给报纸副刊连载，只有极少数后来才出版成书。曾主编过《国
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纸杂志，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
誉勋章。
2010年7月，刘以鬯先生荣膺第21届香港书展年度文学作家。
刘以鬯作品《对倒》及《酒徒》分别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成电影《花样年华》及《2046》。
王家卫说：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
电影是《花样年华》，小说是刘以鬯的《对倒》。电影取意于小说。《花样年华》说的是一男
一女的故事，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对倒》说的也是一男一女的故事，一个是从
上海移民来香港的中年男子，一个是在香港本地长大的少女。
“那是种难堪的相对。她一直羞低着头，给他一个接近的机会。他没有勇气接近。她掉转身，
走了。”
“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
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花样年华》引了《对倒》的三段文字作过场字幕，片末特别鸣谢刘以鬯。
注：“对倒”是邮票上的专有名词，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小说是由两个独立的故事交错
而成，故事双线平行发展，是回忆与期待的交错。王家卫说：“对倒”也可以是电影的语言，
是光线与色彩、声音与画面的交错，可以是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
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
近半个世纪以来，刘以鬯创作了种类繁多的现代小说，如新感觉派、意识流、存在主义、超
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寓言小说、心理小说、抒情小说、哲理小说、新小说
派小说等，他不仅尝试了，而且取得了突出成就。像刘以鬯这样几乎耗尽毕生精力不倦探索
小说艺术形式革新，并给文坛贡献出众多珍品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还不多见。
刘以鬯的小说
? 刘以鬯是中国和香港当代小说的先驱。 是革新精神最强的当代作家之一。
? 刘以鬯小说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还有通俗文学的创作。其中成就最
高的是他的现代主义小说，也叫实验小说，包括新感觉派小说，意识流小说和新小
说派小说。
? 刘以鬯出版有12部小说，3部文学评论，3部翻译小说，及未结集的近6000万字的
报章连载通俗小说。
在半个世纪的创作中，刘以鬯的小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40年代：创作的尝试阶段，创作新感觉派小说，如《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露薏莎》
等。
50年代：创作的发展阶段，创作存在主义小说，如《天堂与地狱》、《蟑螂》等。
60年代：创作的成熟阶段，创作意识流小说，以《酒徒》为代表。
70年代：创作的突破阶段，创作新 小说，如《打错了》、《吵架》、《对倒》等。他的新
小说有两类题材：现实题材类，如《动乱》、《对倒》《一九九七》等；故事新编类，如《寺
内》、《除夕》、《蛇》等。
长篇小说创作
? 《酒徒》: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
《酒徒》的成功在于，它能取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之长而去其短，从而创作出一种既有别于
现实主义，又有别于西方现代小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酒徒》于1962年10月起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1963年10月，香港海滨图书公司
出版单行本。
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
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
去走走了。然后是一个穿着白衣的侍者端酒来，我看到一对亮晶晶的眸子。(这是“四毫小
说”的好题材，我想。最好将她写成黄飞鸿的情妇，在皇后道的摩天大楼上施个“倒卷帘”，
偷看女秘书坐在黄飞鸿的大腿上。)思想又在烟圈里捉迷藏。烟圈随风而逝。屋角的空间，
放着一瓶忧郁和一方块空气。两杯白兰地中间，开始了藕丝的缠。时间是永远不会疲惫的，
长针追求短针于无望中。幸福犹如流浪者，徘徊于方程式“等号”后边。
音符以步兵的姿态进入耳朵。固体的笑，在昨天的黄昏出现；以及现在。谎言是白色的，
因为它是谎言。内在的忧郁等于脸上的喜悦。喜悦与忧郁不像是两样东西。——《酒徒》开篇
作品写来自内地的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50、60年代的香港屡屡碰壁的遭遇与
精神世界：他写的电影剧本被导演剽窃；和朋友合办的纯文学刊物因销路不畅而停刊；他挣
扎着维护自己的理想，现实却迫使他改变初衷，去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等黄色小说以维持
生计。他失去了理想和信念，只能借酒浇愁，最终沦为“酒徒”。
小说较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抨击了现实社会的腐败；更重要的是，全方
位表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透视了金钱支配下现代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和痛
苦。
主人公徘徊于现代和传统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堕落，又难
于从沉沦的精神深渊中自救；他在清醒和醉倒两种状态中的不断交叉和反复，正揭示了现代
人精神世界的某些本质。
《酒徒》在艺术上明显受到乔伊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派小说家的影响，作者借鉴意识流和
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始终将焦点对准主人公隐秘、幽暗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意识和潜
意识。
《酒徒》中人物的意识流主要表现为——内心独白；自由联想；人物的醉境与梦幻。 其
中酒醉和梦境占了很大篇幅，借此折射现实社会的病态、畸形与不合理。
但《酒徒》并没有照搬西方小说技巧，他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创造，将人物的意
识与外部世界相融合，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如理性对叙述的控制；尽管小说故事性不强、
不连贯，但人物活动线索和人物关系是清晰的；人物有活动的具体环境、人物的意识流动与
外部环境相关联等。
《酒徒》的结构连接主要依赖“心理时间”。全书43节，节与节之间在时空方面并不连贯，
故事组接也不明显；每一节都是一个横断面、戏剧性的现在，忽而过去，忽而现在，忽而现
实，忽而梦幻，靠“心理时间”环环相套将各节巧妙串联、组合、拼接起来。每一节中也都淡
化情节，打乱时空次序，把各种现实碎片拼接组合在一起。
另外，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刘以鬯精心创造的、蕴含丰富的象征符号酒也起到了结构小说的
作用。小说的每一节都是一个环，套环成串的就是“酒”，它一方面象征人物的欲望、痛苦与
矛盾，另一方面，人物的醉酒与醒酒相互交替，构成小说的深层线索。同时，酒也是深具中
国色彩、与文人关系密切的象征意象。
《酒徒》采用第一人称的自叙视角，并一反小说写法，用大量现代诗的语言及象征、隐喻手法和密集、反复、重叠的意象，建构朦胧意境，传达诗意的美感。小说尽量减少或不用客观的叙述与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灵去感知外在世界。形式上，分行排列，多为比较整齐而又有变化的长串排比句和排比段落。如第四节用了26个“轮子不停地转”，第六节用了14个“我欲乘坐太空船”。
轮子不断地转。母亲的“不”字阻止不了好奇的成长。十除二等于五。有个唱小旦的男人名叫小杨月楼。大世界的酸梅汤。忧郁迷失路途，找不到自己的老家。微笑是不会陌生的。蝴蝶之飘突然消失于网中。
轮子不断地转。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轮子不断地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偷去不少泪水。孙悟空的变态心理起因于观众的鼓掌声。黄慧如与陆根荣。安南巡捕的木棍。立春夜遂有穿睡衣的少女走入梦境。 ?? ??《酒徒》第四节
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翘起大拇指嘲笑天体的笨拙
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访问补天的“女娲”如今究竟添了几茎白发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访问被“倏忽”凿了七窍的“混沌”
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察看六脚四翅的“帝江”究竟在天庭干些什么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那个一次能够养出十个鬼的“鬼母”问她吃儿子的滋味好不好 ?? ??《酒徒》第六节
刘以鬯创新求变的探索精神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早在1918年，《狂人日记》作了意识流手法运用的初步尝试，1922年郭沫若的《残春》也用了意识流手法。30年代，施蛰存《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都曾引进意识流手法；而将意识流引入长篇创作之中，刘以鬯是第一人，《酒徒》是开山之作。
《酒徒》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它所表现的香港转型期社会的种种现象、问题，如物欲横流、精神道德沦丧、文化日益商品化等，今天仍在很大范围内普遍存在，不仅仅是在香港，而且还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因此，《酒徒》显示出了超越性的意义。
请自学完成：
*中短篇小说创作
*微型小说创作
刘以鬯小说的突出艺术特色
独特的小说结构；
充满诗意的叙述语言与意象；
借鉴戏剧艺术的人物语言；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结合。
知识点：
香港小说；刘以鬯；《酒徒》；西西；侣伦；舒巷城
徐訏、徐速、钟晓阳、陶然、东瑞、黄碧云、董启章、
篇三：港台出版社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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